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近日公布的两则判决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——一位85后基金经理助理，可谓是“事事不顺”。
其在2017年6月时，不仅发生交通事故，被诊断为膝关节损伤等，且在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，其参与管理的益民多利债券型基金持有的“歌尔转债”因未及时进行转股被强制赎回，该基金经理助理因此被扣罚了19368元。
不仅如此，在合同到期后，基金公司未与其续签合同，她最终选择与基金公司对簿公堂。但经过一审二审之后，其只拿回了工资差额部分3468元，其余请求均未获得支持。
85后基金经理助理遭遇交通事故 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基金经理助理，暂且称之为熊某。
据悉，其出生于1985年7月27日，熊某与益民基金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期限自2017年4月12日~2018年4月30日止，其中试用期仅为1个月，从2017年4月12日~2017年5月11日。双方约定，熊某在益民基金的主动管理事业部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职务。
根据记者进一步了解，入职之后，熊某在益民旗下多只基金确实也都曾任职基金经理助理，比如益民多利债券、益民红利成长混合、益民品质混合等。
一般来说，基金经理助理的下一步职业发展方向很可能就是出任基金经理。但是在其入职两个多月左右时间后，2017年6月24日，熊某因为一次交通事故，造成膝关节损伤，开始断断续续请病假。
这为后来熊某与基金公司对簿公堂留下了第一个伏笔。
因未及时转股被罚 如果说遭遇交通事故，只是其“水逆”的开始，那么仅仅一周时间之后，熊某又遇到了第二件事情——2017年6月30日，益民基金旗下的益民多利债券基金持有的“歌尔转债”因未及时进行转股而被强制赎回。
2017年7月14日，益民基金做出《关于益民多利债券基金“歌尔转债”事件的处置报告》。据报告附件记载，益民多利债券基金经理、基金经理助理熊某对该事件负同等责任，给予警告处分并各扣罚19368元，同时责令做出书面检查等内容。
2017年8月8日，熊某做出《债券型基金投资经理助理书面检查》，部分内容为：“由于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，在此，我首先做出诚恳的检讨。因为该事件，我作为基金经理助理受到了惩罚，和基金经理各承担了损失的一半。损失的扣划已从7月、8月的个人工资中扣除”。
不过这件事情，在后来与益民基金对簿公堂时，熊某提出发生事件时正在休假，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先不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，回到益民多利债券基金这只产品本身来看，虽然益民多利债券基金目前已经清盘，但从2017年半年报可以看到，彼时该基金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债明细里面，持有歌尔转债约11.07万元。
同时，2017年半年报还显示，该基金持有歌尔转债因工作失误未在赎回日前进行转债卖出或转股，造成该转债被强制赎回。对此，公司以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全额弥补，未对基金净值造成影响。
现在来看，这部分损失最终由基金经理以及基金经理助理熊某“买单”。
与基金公司对簿公堂 该事件过后，到了2018年3月30日，益民基金给熊某发送《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的电子邮件。其中记载道，双方于2017年4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4月30日期限届满，益民基金决定不再与熊某续订劳动合同。
在双方后续的电子邮件中，熊某认可收到《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但希望与益民基金继续履行劳动合同，同时主张由于受伤一直未好，双方劳动合同应当顺延。2018年5月9日，熊某向益民基金发送《关于顺延劳动合同的申请》的电子邮件，但显示邮件未被接收，益民基金称没有收到过该电子邮件。
基于以上种种原因，熊某向法院起诉。除了请求法院判断益民基金支付2017年7月~8月克扣的工资差额以外，还要求益民基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多项事宜。
对于这些争议，法院认为，在书面检查时，熊某未对益民基金对其进行扣罚工资的行为提出异议，最终不予采信。但对于其2017年7月份的工资仅发放489.97元，法院指出，扣除后的余额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，因此对熊某主张益民基金支付2017年7月工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，予以支持。
此外，在解除劳动合同这件事情上，法院则认为，根据熊某在益民基金工作未满一年的事实，按规定可享受法定医疗期三个月，益民基金亦认可熊某的医疗期为三个月，故累计病休时间应在六个月之内。截至2017年12月24日，熊某的医疗计算期间已经届满。熊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将后续治疗、休假的诊断提交给益民基金，故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劳动合同时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最终，一审法院判定益民基金支付熊某2017年7月工资差额3468.99元，驳回其他诉讼请求。熊某对一审判决不服，不过经过二审之后，法院依然认为熊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，维持原判。
封面图片来源：摄图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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